邵荣华检查放映机。
邵荣华背着设备前往放映现场。
邵荣华擦拭放映机。
邵荣华和妻子打扫电影厅。
邵荣华对电影的热爱依旧炽热。
邵荣华(前)为村民放映电影。
记者 别玥 文/图
“走,看电影去!”“听说今天放的战争片蛮好看咧!”“快去占个前排位置……”4月3日傍晚,当夕阳沉入七曜山的褶皱,龙驹场镇东头一处居民楼的院坝里,鼎沸的人声惊起了竹梢的鸟儿。
放映员邵荣华弓腰抱起木箱里的放映机,花白头发掠过泛着冷光的胶片仓,那姿势像在托抱初生的婴孩。老茧虬结的手指拧开螺栓时,指节绷出青白纹路,随着“咔嗒”轻响,在他身边围成了半个圈的孩子们齐齐发出“噫——”的惊叹。他半蹲在嗡鸣的机器旁,汗巾擦拭镜头的瞬间,银幕在夕阳余晖里闪着细碎的光。
一张幕布、一台放映机、两只音箱……42年,从风华正茂的青葱岁月到年逾花甲的晚年;42年,从手摇放映机到数字放映机,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,他见证了电影放映设备的不断变化;42年,他奔波在龙驹镇的山山岭岭,为群众放映电影1.2万余场,为大山里的村民送去精神食粮。
一份理想
当一名电影放映员
龙驹镇位于渝鄂交界的七曜山内,四周山峦叠嶂,峡谷纵横,是典型的“山高石头多,出门就爬坡”地形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由于大山的阻隔,交通不便,群众精神生活匮乏,坝坝电影成了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口。
1983年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,当年,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的邵荣华面临人生抉择——一边是父母的期盼:希望他与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,到广东打工“挣大钱”,改变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;一边是乡政府给他这个村民眼中的“文化人”伸出的“橄榄枝”:当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。
“我清楚地记得,读初中时,有一年的冬天,快过年了,我与父亲一起走了10多里山路去看坝坝电影,放映员到村委会的院坝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,虽然天气寒冷,但村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,仍围着火堆等电影。”从此,小小年纪的邵荣华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:长大后当一名放映员,在乡村为村民放电影。
“商海能淘金,而电影却能‘淘’到人心。”面对自己的选择,邵荣华回忆道,那时候,农村的夜晚除了星星,几乎一片漆黑。当时的中国,电视机尚未普及,娱乐方式相对匮乏,一场露天电影对于偏远山区的群众来说,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,是大家心里最隆重的“文化盛宴”。
每当忆及此情此景,邵荣华总是心潮澎湃。1983年9月的一个傍晚,秋风裹挟着稻香拂过乡政府门前的土坝。邵荣华早早支起泛白的幕布,反复擦拭那台老式的放映机,那是他放映的第一场电影,影片名叫《白毛女》。
“当时,看着周围黑压压的人群,我紧张得手都在抖,反复检查设备,生怕出岔子。”邵荣华笑着说,第一次放电影,他蹲在机器旁,借着微弱的灯光检查放映机的齿轮,指尖沾满了机油。夜幕降临,放映机射出的光线在白色幕布上勾勒出鲜活的画面,院坝瞬间沸腾起来。
大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,孩子们兴奋地叫嚷,老人们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……与电影中的情节相互交织,共同构成了一幅美好和谐的乡村夜生活画卷。
那一刻,邵荣华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,也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“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欣慰与自豪,虽然每月仅有25元的补贴,可我心中却满是对电影放映事业的憧憬。”邵荣华如是说。
一个背篓
背起期盼和热爱
“放映设备有50公斤左右,不管走多远的路,我都用一个竹背篓背着走。”邵荣华回忆说,当时,因大多数的村子都没通公路,只能肩挑背扛将沉重的设备送到放映现场。傍晚,邵荣华背上的竹背篓在山路上吱呀作响,斑驳的放映机和胶片装着的是村民们的期盼,以及自己对电影放映事业的热爱。
“放映设备沉重,加之七曜山的天气变幻莫测,如同小孩的脸说变就变,给我的放映之路平添了不少挑战。”邵荣华说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每一次放电影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大汗淋漓的“远征”。
1986年的一个三伏天午后,他背着放映设备,向海拔1200米、距离龙驹乡场十公里开外的梧桐村进发。途中,山路崎岖陡峭,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当他走进山林时,天空突然乌云翻滚,大雨倾盆而下。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,生疼生疼的,狂风呼啸着,将他手中的雨伞吹得东倒西歪,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。还没来得及找地方避雨,他脚下突然一滑,整个人摔倒在满是泥水的石坎下,大腿被荆棘划破,鲜血直流。
“当时根本顾不上自己,一心只想着保护好设备。”邵荣华说,他强忍着伤口钻心的疼痛,冒着大雨,艰难地挪动到附近山脚的岩隙下。放下沉重的设备,迅速打开背包,用胶纸将设备包裹严实。
三伏天的雨,来得快去得也快。半小时后,一道彩虹出现在天边,雨停了、风住了。邵荣华来不及处理伤口,咬咬牙背起放映设备继续赶路。离放电影的村子还有一段距离,山脚下早已有一群等不及的孩子打着火把在“望风”。
“看电影啦,看电影啦!”一台放映机,一张白色大幕,一群村民在院子里围坐,放映机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以及银幕上不停变换的画面,让漆黑的村子瞬间热闹了起来。
“每当听到孩子们的欢呼雀跃声、乡亲们嗑瓜子的谈笑声,愉悦的情感就在我全身涌动。”邵荣华笑道,那一刻,看到村民们期待的眼神,所有疲惫和伤痛都消失了,感觉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夏天,烈日炎炎,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,又被炽热的阳光迅速晒干,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汗渍;冬天,寒风刺骨,冰冷的山风如刀子般割在他的脸上,手脚被冻得通红。但无论天气如何恶劣,邵荣华都从未放弃过一次电影放映。“我深知,对于那些翘首以盼的村民来说,一场电影不仅仅是一场娱乐,更是一次心灵的慰藉。所以,不管条件多么艰苦,我都能咬牙坚持下来。”邵荣华说,那些年,七曜山寂静的山乡里,也因一次次电影的放映,变得如同过节般热闹起来。
一份坚守
42年放映万余场
1993年的盛夏,邵荣华弓着腰背起吱呀作响的老式胶片放映机,胶鞋在龙驹镇电影院的水泥台阶上拖出长长的水痕。这座三层的老式青砖楼房里,他在二楼放映室旁用木板隔出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栖身之所,斑驳的白墙下堆着铁皮片盒,磨损的木椅成了临时床榻。
每周二、四、六的夜晚,当墙头的排风扇刚转起来,放映窗口便会准时漫出胶片特有的焦香,将银幕光影洒向台下仰着脖子的观众——这个偏僻的小镇电影院,就此成了龙驹镇的一方精神天地。
“当时镇上连录像厅都很少,电影院是唯一的文化地标。”邵荣华回忆道,首场放映时,电影院里座无虚席,连过道都站满了人。夏夜闷热,观众们摇着蒲扇,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水泥地上跑来跑去,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。放映结束时已是深夜,但总有人不愿离去,围着他追问明晚放什么片子。
5毛、8毛、1元……放电影的报酬一直不算丰厚,也很辛苦,周围不少朋友纷纷邀他一起做生意,他却没有动摇,一心扑在电影放映上。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,山风裹着电子信号漫过了七曜山区,电视机涌入千家万户,曾经受人追捧的电影被冷落一旁。进入新世纪,手机飞入寻常百姓家,现代网络的冲击,让电影院的红漆木门渐渐冷清。“有次放《湘西剿匪记》,全场就坐着一位戴老花镜的退休教师和他的孙子。”不过,邵荣华仍坚定地告诉记者,就算只有一个观众,他也会一丝不苟地调试设备,保证放映质量。
2006年,惠民电影的春风吹到了龙驹镇,放映一场电影,国家给予补贴,村民们无须掏钱便能看上电影。这时的邵荣华依然巡回在龙驹的山岭,奔忙在龙驹场电影院、龙驹辖区中小学校和所有村镇,年放映电影约400场。
“现在每周二、四、六的电影专场,一些上了年纪的观众都是忠实的粉丝。”87岁的丁立全便是电影院的常客,他说,自己是忠实的电影迷,从邵荣华最初放电影就跟着看,这一看就是几十年。放的《英雄儿女》,他看了不下二十遍,每次王成喊“向我开炮”,他还是会掉眼泪。
从3毛钱一张票到如今免费公益放映,从胶片机到数字投影,如今,64岁的邵荣华依旧坚守在万州区唯一一个乡镇惠民电影院里,累计为百姓放映电影1.2万余场。尽管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,但他对电影的热爱依旧炽热。他荣获的重庆市“送电影下乡”活动优秀农村放映员、“万州区岗位学雷锋标兵”等称号,是对他多年坚守的肯定,更是他逐梦路上闪耀的勋章。
谈及未来,邵荣华计划培养年轻人接班,把放映技术传承下去。“乡村振兴不能没有文化振兴。”邵荣华说,电影仍然是连接山里山外的重要桥梁,有些光,永远不会熄灭;有些路,值得用一生行走。
采访间隙,夜幕降临,在七曜山的星空下,一方银幕亮起,邵荣华蹲在放映机旁,看着光影中村民们欢笑的面庞,42年的风雨历程已然化作心头阵阵温暖。